讀《物語與日本哲學》
一開始看到這本《物語與日本哲學》,想必然就是理解此書為研究各種物語和日本哲學的對比。不過,作者這本書其實是他一些學術研討會所發表的文章合輯,各有提及不同日本哲學名家他們的思想。而物語的部分,比起是指故事、「故仔」、小說等文學作品,作者「巧妙地」解讀為他作為物語的「語者」、訴說者,向讀者展現筆者如何透過訴說(物語り)日本哲學,說他想說的事。「物語不是名詞而是動詞」的這種實踐,作為讀者,真是深感佩服。
為小眾發聲的哲學
正如作者一開首所說,中文通常把「物語」譯作「故事」或者「敘事」,但日本語裏,「語る」和「騙る」同音,因此所謂物語,就好像這本書的書名一樣,本來並不是對「事實」的陳述,而是帶有虛構成份的敘事。而「物語」亦不等同於「故事」(story),因為它並不是單純的事物或實體,而是一種話語,一種與官方歷史不同的「無聲之聲」。而當這些「物語」被記下來,就能夠讓這些聲音得以再被聽見。作者在這本書裡經常展現出將哲學轉化為柳田國男式民俗學的期望,將哲學從自圓其說的理論中解放,成為一種動態實踐。
例如在第一章的《御進講與日本哲學》,作者就提到「御進講」這個為日本天皇「講書」之儀:「每年一月,天皇陛下與皇后陛下一起在皇宮聽取人文社會學科、自然科學領域權威人士的演講」。早期進講以「漢書」、「國書」、「洋書」此「三書」為主,講述從中國、日本以及西洋的知識予兩陛下。有學者指出,這些進講的確能夠改變天皇的想法,例如1943年西晉一郎的《論語》進講,就間接使得昭和天皇接納《波茨坦條約》。
不過,作者批評哲學應該更進一步,從對天皇、權貴進講,變為向世人宣講。他更在書裏頭賣了一下由他創辦的雜誌其廣告,宣揚雜誌的理念:從「Philosophy for Emperor」變為「Philosophy for Everyone」,縮寫都是「P4E」,這種巧思可謂用心良苦。雖然我不知道為何向天皇進講,就代表哲學就是只向權貴進言,但對於作者可以在學術研討會上大賣自家廣告,這種哲學的實踐又是令我大開眼界。
哲學的民俗學轉向
柳田國男被視為日本民俗學的始創者,作者在第六章裡就分析了柳田國男思想的多個層面。柳田氏的代表作《遠野物語》記錄了日本東北地方過去的生活文化,亦重現了已被遺忘的世界觀、價值觀。這種物語以野家啟一的說法,就是人作為「物語動物」,「堵塞無情的時間流動,在記憶和歷史(共同體的記憶)的厚度之中來確認自我…」。
作者認為,透過柳田國男的民俗學,「有自國人在自國」進行研究,能夠展現出一國、一民族以內的多個面向、異類。例如柳田氏曾經在九州旅行,與當地人進入深山。當中透過一些物語但口傳的資料,尋找當地一些關於「山人」的資料。務農的平地人對這些「山人」心生畏懼,於是有些人將其神化為「天狗」、「山姥」,有些則視其為「獸人」。
日本一向視農業為傳統的文化,與「儒家文化」密不可分,而這種互酬式的農本主義,往往排斥強調非互酬式的山人文化。而作者正正希望藉著柳田國男的思想,挖掘出在固有文化中存在的異類,從而重新思考「我者」與「他者」的關係。這種希望將少數弱勢的聲音得以展現,從而尋找自身定位的想法,貫穿了書中提及如柄谷行人的非互酬式 D 模式與「遊動論」、吉本隆明關於琉球與日本關係的「南島論」、新渡戶稻造作為台灣日殖時代歷史一員所提倡的「平民道」等思想,亦都呼應著此書所屬叢書「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叢書」的意義所在。
巡禮作為哲學的實踐
和辻哲郎在其1919年著作《古寺巡禮》,記述薬師寺、法隆寺等奈良附近的古寺遊歷。當時的寺廟仍受明治元年(1868年)廢佛毀釋的運動影響而受損,而和辻氏則希望透過「巡禮」,重新喚起日本人對奈良的回憶,使他們重新認識日本吸收外來文化的多樣性。作者亦同時提到勞思光對於日本吸收外來文化的評論:「日本當初的漢化運動,並不是先清算自己的傳統。從中國吸收進來的東西與它原有的…仍然可以共存…明治維新時,情況也很類似,西方文化對它雖有影響,但這種影響是『長成的過程』,不是『代換的過程』」。
作者藉著《古寺巡禮》,去發揮一種「巡禮哲學」,希望如鷲田清一般走訪戰爭、災難現場,作為一種偶然的、非日常的「哲學」活動。從中不是聽取權威的聲音,更重要的是聆聽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聲音,有如和辻哲郎般重拾文化裏的多樣性,重新認識被遺忘的文化和歷史。對作者而言,這就算是哲學的民俗學轉向與實踐。
讀完這本書的翌日,打開《信報財經月刊》,竟然又遇上作者的名字,並大談仙台作為日本新一線城市的樓價如何如何。我不禁想,難道他就是日本版蔡子強?不過這也令我相信,作者的哲學實踐既廣且深,相信定能夠在「巡禮」中找出更多不同的聲音,為弱勢發聲。